刚刚过去的30多年是全球一体化的30年，也是社会阶层两级显著分化的30年。
这段时间，部分知识阶层、知识技工大有被智能化替代的趋势，而大部分普通劳工大有被机械化替代的可能。加上各国税收普遍较容易对中档商品、服务以及中产阶层收入征税，却疏于给予中产阶层应有的学习和技能提高以补贴，因而这个阶级十分显著地被分化着，只有少部分科技新贵成为富人，其中大部分加入到被削弱的队列。
于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的趋势学家大前研一就观察到了中产减少，上层越来越占有财富，底层人士越来越多这一M化趋势，也认识到这种现象是在国际分工背景下产生的两极分化。但他没有观察到的是，这种现象的背后包含了供给者和需求侧中，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普遍不足。
正是在这个M化趋势下，我们观察到，但凡中产阶层缺失或减少的地方，往往对应的商品与服务品质也难以达到一定的水平，大量低价商品大行其道，少量高价商品溢价得离谱，而且二者往往相辅相成，几乎成为全世界一个普遍现象。
究其原因，是过去30年不少新兴经济体以低廉的劳动力、土地、资本价格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，拉低了很多制造业产品的价格。而欧美国家始终坚持限制转移的奢侈品、部分高科技产品、高价金融服务以及许多专业服务等，反而形成天价。高价产品和服务被大量的低价商品衬托，价格显得更为高企。而新兴经济体内那些先富起来的人，由于本国缺乏中档商品和服务，也把货币集中到这些国家去消费，推高了价格。
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市场，越是缺乏中档商品、中产消费，就越是显得低价和高价的矛盾现象遍地皆是，反之亦然。
比如我们常看到的低端电子类产品、低端服装、低端包裹、低端鞋帽等，这些产品大都属于规模化的机械化供给，也容易导致规模供给、低价供给，而且美欧日中低阶层大量需要这类廉价商品和服务，以至于这类产品廉价到用一次即丢弃的地步。这事实上打破了资源基本的循环利用，浪费了资源，破坏了环境。
与低价商品泛滥相伴而生的是，不少中国人去海外疯抢购从品牌牛奶、健康食品甚至高级一点的马桶盖，虽然这些价格相比国内同类产品高，但是比在国内市场购买进口产品还是免去了不少进口税，更主要的是弥补了相应的中档商品和服务稀缺。
因此，当今社会处在一个中产阶层日益萎靡、中间价格商品与服务十分稀缺的时代，却也是一个人们十分渴望精细化技术和生产、精益求精的品质和服务，渴求中价商品和服务的时代。
欧美日长期把中价以下商品转移到新兴经济体，唯独保持少数高价商品的生产，控制专利和少数核心技术。在日本，但凡高档的都留给国内消费，而且价格还不高，而中国凡略为高档点的，几乎都出口，实在出口不了的，在国内也采取不低的价格销售。
久而久之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分工就形成了顽固的路径依赖，但是留给地球的却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，这种模式最后反过来也分化、固化了生产和消费人群，导致整个世界进一步去中价化、去中层化、去中档化。
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内部形成凶猛的去全球化逆流，催生出特朗普这样的人，要对新兴经济体，尤其是中国的所谓低价倾销下重手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中国该如何选择？
显然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需要在供应链上补短板的，但是到底补哪一类短板呢？是高档、中等呢，还是低档呢？应该是中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，需要强调的是，这里的中档价格，所代表的商品和服务真实含义是货真价实、高品质、精益求精服务，彰显的是诚信素养、契约精神。也就是价格虽中档，但是品质却高档。
在欧美日集体逆全球化的今天，中国依靠供给侧改革，以精细化、集约化生产、精益求精的服务以及品牌塑造，以中价商品和服务应对发达国家双重压力的“田忌赛马”对策，不难全面占领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。
(作者是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)
